在1945年4月到5月之间，德国经历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大规模自杀潮。数以千计的人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，而这些自杀的背后有着复杂且多样的原因。最主要的动因，毫无疑问，源自对即将到来的德国灭亡的深刻绝望。这段时期，几乎每一个选择结束生命的人，心中都充满了无尽的痛苦与不安。尤其是，当时的德国人民面临着巨大心理冲击，国家的崩溃似乎预示着无法避免的悲剧。
早在1945年初，柏林凯撒威廉纪念教堂的牧师格哈德·雅各比便感受到了教区居民的深深焦虑，他通过与人们的对话，察觉到越来越多的人陷入了无法自拔的绝望情绪。许多人在忏悔时透露，他们已准备好毒药，打算在关键时刻以此来逃脱现状。尽管雅各比并非预言家，但他通过这些迹象，早早就预警了这场即将席卷全德国的自杀潮。
展开剩余73%到了1945年4月底，雅各比的担忧变成了现实。无数德国民众选择了极端的方式结束生命，服毒、割脉、上吊、跳河甚至开枪自杀的事件层出不穷。某些情况下，人们的自杀尝试甚至不止一次才得以完成，甚至有些父母在绝望中选择与自己的孩子共同走向死亡。1949年出版的《柏林数字》报告显示，仅柏林一地就有至少7000人自杀。然而，许多历史学者认为这一数据并未反映实际情况，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远超这一数字。据称，当苏联军队接近柏林时，约有1万至10万人选择自杀。
这场自杀潮的背后，有着复杂的社会与心理因素。德国官方的宣传机器将责任推给了苏联，但战后的研究显示，事实远非如此。许多当时的德国人讲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：苏联士兵不仅从河中救起母亲和孩子，还为那些割脉的人包扎伤口。由此可见，部分自杀并非单纯出于对敌军的恐惧或对胜利无望的绝望。
历史学家弗洛里安·胡贝尔长时间对这一事件进行了研究，他认为，许多人自杀的原因并非单一。胡贝尔指出，“这些因素并非单一的决定性因素，更多的是一种心理效应——‘如果你在咖啡馆里看到每个人都在自杀，你也许会跟着自杀’。”他认为，1945年4月末至5月初的自杀潮，正是这一心理效应——“自杀的传染”——的产物。在许多案例中，德国人对希特勒政府末日景象的失望与绝望，成了触发自杀的关键因素。
“战争结束了，枪炮的声音消失了。现在我们该怎么办？”约翰内斯教授在1945年5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。当日，他枪杀了自己的妻子，随后朝自己的额头开枪自尽。此类自杀行为，在战后的柏林尤为严重，这座城市成为了自杀率最高的地方。据统计，德明镇也未能幸免，约有1200到2500名居民在战争结束的短短几天内选择了自杀。
德明镇的情况尤为特殊，镇上大部分自杀者来自上层社会或受人尊敬的群体。在这座小镇，绝望与无路可逃的情绪几乎席卷了每一个角落。德明镇被河流所包围，德国军队破坏了桥梁，阻止了苏军的推进。当地居民深感绝望，认为一旦红军进入，必将面临难以想象的灾难。因此，许多人在绝望中选择了自杀。
战后，许多幸存者虽未死于自杀，但精神上的创伤依然深深影响了他们。回忆起1945年的那些日子，保罗·基特尔坦言，尽管他未能成功枪杀家人，但那段经历却永远铭刻在他的心里。每年5月5日，德明镇的居民都会举行一场特别的悼念仪式，用沃尔夫冈·阿马迪·莫扎特的《安魂曲》来纪念那些无辜的死者，并缅怀1945年春天的悲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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